左宗棠收复新疆在酒泉怒斩一头驴,被当地人们称为义举,传成美谈

左宗棠去世后,人们对他最没任何争议是这件事,胜过战争高于政治提示:我们是在酒泉公园与左宗棠见面的,那里有它的纪念馆。

左宗棠去世后,人们对他最没任何争议是这件事,胜过战争高于政治

提示:我们是在酒泉公园与左宗棠见面的,那里有它的纪念馆,2000多年前,霍去病留下的那口酒泉也映照着他的颜容,应该说,他就是西北植树造林第一人。

左宗棠收复新疆在酒泉怒斩一头驴,被当地人们称为义举,传成美谈

像一只雄狮,守望在河西走廊的十字路口。

酒泉鼓楼,始建于东晋永和年间。四门额题分别为:北通沙漠、南望祁连、东迎华岳、西达伊吾(新疆哈密)。16个字将酒泉的地理战略意义说得一清二楚。此外,城楼东西两边二楼高悬“声振华夷”、“气壮雄关”木匾各一块,“声振华夷”是就内地而言的,“气壮雄关”则是对自身真实客观的陈述。

酒泉在这24个字里,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和注释。然而,当人们脱去政治、军事、文化乃至经济和外壳,剩下的只能是活着的酒泉,它是属于生态的。于是,政治、军事、文化乃至经济就成了武装或者文装,而若离开活着的躯体,一切都会变得毫无意义。

酒泉的生态或者生态的酒泉在霍去病2000年来不枯的“酒泉”里,酒泉的生态或者生态的酒泉还在左宗棠种下的柳树里。酒泉的生态或者生态的酒泉告诉了人们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,只有活着甚至活得更好,才能凸显并且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,包括政治与军事,也包括文化和经济。

如此,一个地方可以类同一个人,最鲜活最基础的就是生命。

1872年8月,左宗棠从兰州出发抵达酒泉,亲自督剿,扎大营于肃州城东南5里处(今营路门村),亲临城下视察阵地,选择进攻道路,准备指挥破城。21日,他命令部队从肃州城西、南、北三面合力围攻。在用大炮轰城的同时,部队找来棺材,装满炸药,想要通过暗掘地道的方式,将炸药棺材埋于城下,炸开城墙。

9月13日,地道终于挖至城下,部队抬进棺材引爆炸药,致使东北城角城墙崩塌,随即攻入城中。

至此,晚清陕甘回变告终。

左宗棠收复新疆在酒泉怒斩一头驴,被当地人们称为义举,传成美谈

站在酒泉十字路口上,左宗棠开始实现一个更为宏大的理想,那个理想是属于他个人的,也是属于国家的。

中国历史上长期以陆权思想为主导,清朝同(治)光(绪)年间的关于海防和塞防的战略大辩论,对我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海防安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当时,塞防的代表是左宗棠,他的理论观点是,中国定都北京,蒙古环卫北方,与陕甘以及新疆实为一整体;新疆不固,则蒙古不安,蒙古不安,京师亦无晏眠之日。故西北虽为边郡,实则如腹地,必须作为一个整体“分屯列戍,斥堠遥通”,才能令外人无隙可乘。

左宗棠还说:“新疆与西北各省,乃是华夏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,是不可分割的。一个人失去了四肢,他还能好好地生活吗?也许李鸿章不要四肢该可以活着……”他反驳李鸿章“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”的说法,称其实在是数典忘祖。并说,早在周、秦、汉、唐时代,已有西北,并有了隶属关系。纵现历朝各代,每当国家衰亡时,总是最先丢失西北,为了保住东南,结果导致全民族的灾难(周秦汉唐之衰,皆先捐其西北,而并不能固其东南)。因此,只有保住西北,才可控制东南;光想保住东南,不但保不住东南,势必最后连西北都失掉。

那一刻,左宗棠的理想就是立足酒泉,收复新疆。

左宗棠收复新疆在酒泉怒斩一头驴,被当地人们称为义举,传成美谈

1876年春天,陕甘总督府响起了三声炮响,左宗棠的队伍从兰州移营肃州,浩浩荡荡。这时的左宗棠已近年古稀,跟在他身后的是一口黑漆棺材,他也曾用棺材炸开了肃州城。在此,棺材不仅是一种武器,也成了壮士西行视死如归的决心。

新疆,地处欧亚大陆中心,面积160多万平方公里,约占我国面积的1/6,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。早在公元前60年,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就管理着西域的军事、政治、保护往来商旅,西域(今新疆天山南北地区)即正式归属中央政权管辖。

正义的力量不可战胜,面对胜利之师,阿古柏侵略军及投靠其的白彦虎叛乱军,顷刻间土崩瓦解。站在新疆坚实的大地上,左宗棠说,新疆汉代已隶中华,“固我旧土也”。

酒泉就这样把左宗棠送出很远,也让中国进入了原有的更为广阔的空间。新疆回到了祖国温暖的怀抱,左宗棠则成为唐以后对中国领土贡献最大的人。其时,左宗棠的身后鲜活的已不再是他率领的军队、抬着的棺材,以及他为收复新疆而背的外国人的高利贷,而是树,在大西北活下来的树。

左宗棠,一个湖南人,在他的眼里常是江南水乡,处处皆绿。1869年,他率湘湖子弟进入西北后,看到甘肃干旱少雨,树木稀少,便命兵士在行军途中沿路种树。他率领的楚湘军在会宁境内种活树21000多株,安定(即今定西县)境内106000多株,环县境内18000多株,安化县(即今庆阳县)及镇原境内12000多株,狄道(即今临洮县)境内13000多株,皋兰境内4500多株,平番(即今永登县)境内78000多株,大通(即今青海省大通回族自治县)境内45000多株……

《西笑日觚》中说:“左恪靖命自泾州(即今泾川县)以西至玉门,夹道种柳,连绵数千里,绿如帷幄。”左宗棠在今甘肃、新疆以及青海到底种了多少树,似乎很难给出具体的数字。

1880年,左宗棠的奏折中称,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,就种活264000多棵树,陇中其他地方约40万棵。今天的学者们估算,若再加上他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,总数应该在150—200万棵之间。

这些树大多是柳树,其形态轻盈,色彩新奇,在左宗堂的身后构织了大西北的诗情画意。

在酒泉民间至今还有一个传说:有一天,左宗棠在肃州城里巡视,发现有个农民骑驴进城后,将毛驴随手拴在了柳树上,而毛驴则悠悠然地啃起了树皮。左宗棠很恼火,当即下令军士把毛驴牵到鼓楼前斩首示众,并张贴了告示告诫民众:“今后若有毛驴毁坏树木者,驴和驴主同罪,一律斩首!”据说此告示一出,再无犯者。

左宗棠斩驴护树的义举,一时传为美谈,而今天的酒泉公园还有一棵三人才能够合抱的左公柳。它铁骨铮铮,却绿荫匝地,显示了固守绿洲的顽强生命力。

据《酒泉市志》记载,当年,甘肃通往新疆的驿道原本仅能供人行走,左宗棠对其平整、拓宽,筑成了今天甘新公路的前身。为了防风固沙,他命部队在道旁遍插杨树、柳树和沙枣,还在《楚军营制》中专门规定:“长夫人等不得在外砍柴,但屋边、庙边、祠堂边、坟边、园内竹木以及果木树。概不准砍……倘有不遵,一经查出,重者即行正法,轻者从重惩办。并仰营官、哨官随时访查,随时教戒。”

环境第一,生存至上。在这些树里,和平重于战争,生态高于政治。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他去世后,人们对他最没有争议的纪念就是这树,并不约而同地呼之为“左公柳”。

进入民国时期,甘肃省政府两次行文保护左公柳。其中1935年的《保护左公柳办法》规定极为详细:一、全省普查编号;二、分段保护,落实到人;三、树如枯死,亦不许代;四、已砍伐者,按原位补齐;五、树旁不得采掘草土、引火、拴牲口等;六、违规者处以相当的罚金或工役;七、保护不力唯县长是问。

绿意就这样被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。从酒泉到嘉峪关只需要20多分钟的车程,我们看到百万绿柳在道边绿如帷幄,风也难刮得进来。柔嫩的枝条垂落空中,柳叶如同亿万双绿眼,使曾经“弥望黄沙白骨,不似人间光景”的西北大地绿满天涯。

这些树虽然不是左宗堂种下的,但它们依然有着“左公柳”的美名。

“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;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春风度玉门,更远的是新疆。

1882年,左宗棠给晚清政府的奏议中提出了“他族逼处,故土归新”的论点,“故土”是因为汉唐以来,新疆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,“新归”当然是指从侵略者用中收复失地了,从此,便有了新疆的名称。

然而,最早的新疆并不叫新疆省,而是叫“甘肃新疆”省。用两个省的并称来命名一个新设的行省,这在我国政治制度史上是罕见的。清朝政府主要是考虑两地的地缘关系一时难以分割,需要一定的“缓冲期”。

当时,驻扎乌鲁木齐的虽是“甘肃巡抚”,但其所管地域并未包括甘肃,而仅“管辖哈密以西南北两路各道厅州县”,“统辖全疆官兵”;同时,布政使也仅负责“甘肃关外等处地方”,两者均不涉及甘肃事务。从巡抚、布政使的职责范围可见,新疆是一个完全与甘肃并行的省级行政实体,与甘肃之间存在着挂名依靠的关系,但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行政合并。

在随后的1885年和1886年,清朝政府逐步将新疆东部地区剥离甘肃辖区,交由新疆管辖,而甘肃新疆省这一名称也逐渐被其简称“新疆”所替代。

虽说,历史上的“甘肃新疆省”并不是像今天一些人所说的是一个“超级行省”,包括甘肃和新疆两省。最初的“甘肃新疆省”只是不包括新疆东部地区,甘肃即是甘肃,新疆即是新疆,后来,随着“缓冲期”的结束,新疆东部地区归属新疆,甘肃、新疆有了清晰的行政区划界线。但是,酒泉一直站在新疆最初的风景里,挽回新疆用的是春风。

我们是在酒泉公园与左宗棠见面的,那里有它的纪念馆,2000多年前,霍去病留下的那口酒泉也映照着他的颜容,应该说,他就是西北植树造林第一人。(文/路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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